前言：这篇文章是设计理论阅读的课程作业，文献来源于Sheji期刊Volume3，issue2，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点击下面这个链接下载，由于学术水平和语言的限制，文中的观点可能对原文的理解有偏差，希望大家带着批判的眼光来阅读并不吝赐教

She Ji: The Journal of Design, Economics,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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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思维的说法已经相当流行了，尤其是近几年来一些采用所谓设计思维的商业巨头的成功，例如苹果公司，IBM等，设计思维成了“经济的万能药”，仿佛只要采用设计思维就会获得商业成功，“在《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封面专题文章中，乔恩·科尔科Jon·Kolko认为设计思维已经“成熟”。蒂姆·布朗（Tim Brown），罗杰·马丁（Roger Martin）和科尔克（Kolko）等著名的设计思想拥护者，都在积极将这个概念从产品设计领域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和更复杂的问题中。”[1]哪怕是设计和商业领域之外的人对这个词语也有所耳闻，但是人们崇拜这个词语的同时，却又并不完全了解这个词语，即使是一些设计师，也只能用“同理心”“用户体验”等几个单薄的字词来描述，或者是放在一个个充满哲理的商业小故事中，固定这个用法广泛且模糊的词语的意义，对于设计研究来说是很重要的，对于设计实践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

在设计研究和实践中，设计思维的一些定义是相关的，“但是实践领域好像并不关心设计思维的历史，设计思维的发展始于1962的设计方法会议（Conference on Design Methods），自1991年设立设计思想研究研讨会以来，设计思维包括了相当广泛的研究路径[2]。” 但是，学界的观点也并不统一。Ulla johanssonsk ldberg、Jill Woodilla和mehyes etinkaya确定了五个子议题，他们对这些都使用了“设计师思维（designerly thinking）”这个总括术语。他们将设计思维这个术语保留给三个可识别的管理议题（identifiable management discourses）[3]。Lucy Kimbell认为对于设计思维的讨论可以分为这三个途径：（1）作为一种认知方式(as a cognitive style)， (2)作为一种通用的设计理论（as a general theory of design）, （3）作为一种组织方法（and as an organizational resource）。[4]这三个方面的讨论基本可以构成设计思维的全貌。下面我分别从这三个方面来阐述设计思维。但是顺序和Kimbell的顺序有些不同。

设计思维作为一种通用的设计理论，主要应用在设计实践上，设计专业的学生刚入学就被教导要用设计思维去考虑问题，表现为一些具体的设计方法和理论，包括但并不局限于迭代的设计过程，草图，用户调研等，贝拉·马丁（Bella·Martin）的《Universal Methods of Design》更是总结了有一百种之多（虽然有的并不让人信服），这个角度上的设计思维是手段和工具层面的，类似于商人所使用的经济学思维或者科学家使用的科学思维。但是设计不同于经济学或者某种特定的自然科学，设计学没有固定的对象，所以设计的对象来源于其他领域，因此更容易和其他领域交叉，譬如设计一把椅子，工程学的思维会渗透进设计思维中，设计一种社会关系时，社会学，大众心理学方面的思维会渗透进来，设计思维总是随着它的对象的不同对自身进行着积极的调整。

设计思维作为一种组织方法，体现在商业和管理领域里，因为商业和管理领域的传统教育是建立在分析和系统思维的基础之上，强调从数据总结出可行的方案，但是当代的一个个商业神话的诞生——如苹果的崛起，IBM的成功转型，以及一些领头企业的衰落——如诺基亚，让管理者们重视创新的重要性，这种思维方式的弊端——创造力的缺失就暴露出来，管理者们亟需一种刺激创新转型的方法，蒂姆·布朗（Tim Brown）等设计思维布道者将设计思维这一名词带入商业领域，将其应用于企业的战略决策中，在《IDEO，设计改变一切》中他提到了可视化思考，用户调研，同理心，快速原型迭代等原本应用在设计领域的方法，并拥有了几个成功案例，这些方法的使用为这个领域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很快拥有了大批的拥趸，并且为了让管理者们能迅速理解应用，他有意弱化了设计方法中审美和直觉的部分，用科学思维的语言将设计思维的过程清晰化，正如Roberto Verganti所说，“为了使设计思维为管理者所接受，设计思维必须经过肺叶切除术，才能使它没有勇气，没有美学” [5]。在书的开头，蒂姆·布朗说这不是一本写给设计师看的书，是为追求设计思考的组织及个人打造的蓝图。而很多设计实践者却奉之如圭臬，认为设计过程就应该是清晰地可以明确分成三个或者五个阶段的，愿意为之抛弃原本设计思考过程中的模糊性和直觉的部分——这恰恰是设计思维的核心。

Roberto Verganti认为这“不仅会让设计学科的实践者失去对自己最强大的认知能力的信任……也在失去欣赏深奥的美学的技能。”[6]

虽然在设计实践中也会有一些固定的设计流程，曾有一个时期设计领域对理性和逻辑思考有着极强的信任，但是后来又承认了这种思维的局限性，设计过程的清晰度是和设计中的直觉使用呈反比的，设计的流程越清晰，逻辑性越强，其中使用的直觉越少，更接近工程师的思维，设计的流程越模糊，直觉的成分越多，更接近艺术家的思维，设计师就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保持着自己的平衡，在设计学术领域，研究人员将设计发展成一种计划制定或问题构建的方法，强调理性分析，逻辑清晰，直觉，感觉，感情这些词语，在学术研究中向来被视为是不严谨的，缺乏科学根据的，哪怕是在学校里汇报方案时，如果老师问这个地方为什么这样设计，最忌讳的回答就是——直觉。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感觉是存在的，哪怕方案做的再有理有据，究其根本，感觉仍然起了重要的作用，那么问题就是，如何给这种感觉一个学术地位呢？

认知科学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可能的解答，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期《sheji》花了大量篇幅给了一篇尚不成熟的文章“Once More, with Feeling: Design Thinking and Embodied Cognition”，前文提到在Lucy Kimbell的观点里，设计思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讨论，第一个方面：将设计思维作为一种认知方式，这也是设计思维最原始最本质的含义，这篇文章从认知科学的角度——尤其是从隐喻和具身认知的角度来思考设计思维，“试图揭示设计师以原型和草图的形式捕捉整个概念或观点的能力是如何支持与他们打交道的人的创造性思维的——不管他们是否是设计师”[7]，这或许可以给之后的对于设计思维作为一种认知的探究一些暗示和启发。

认知科学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认知主义理论模型，并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发展起来。该理论模型认为感官的感知会在大脑中转换为抽象的符号，抽象的符号和感官的感知之间是相互独立的，认知就是大脑对于这些符号的操纵，就如同电脑处理任务的过程一样：外界訊息转换为二进制数字，电脑处理这些二进制的符号来得出计算结果，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Science of Design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将思维比作“无实体的訊息处理器（disembodied information processor）” [8]

乔治·拉科夫（George Lako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于1980出版的“Metaphors We Live By” 将隐喻引入了认知科学领域。他们的理论动摇了抽象符号和感官感知相互独立的观念。认为隐喻（Metaphors）构成了我们的经验和理解。换句话说，我们利用我们基本经验的某些方面来组织我们对我们不太清楚的现象的理解。那么问题就产生了，我们如何产生最基本的经验呢？这导致了具身化（embodiment）概念的产生。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用“形象图式（image schemata）”[9]的概念（格式塔）和我们与世界的物理互动产生的理解模式来回答这个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触碰到火焰，然后被烫到，这种和物理世界最基本的互动产生了理解模式，我们就会把火焰视作危险之物，再次看见火焰时就会调用这种理解模式来认知火焰这一现象，继而产生将火焰的红色视为危险的信号之类的更深的理解，在这个观点中，人类的意义和理解依赖于身体经验。

在具身认知领域的一些研究探索情感与认知之间的关系，神经科学情绪理论着眼于情感与所谓“理性”之间的关系，将情感与指导复杂行为形式的无意识过程联系起来。感觉是最基本的有意识经验，抽象思维依赖于这种经验，杜威（Dewey.J.）也在“Art as An Experience”中强调了情感在“一个”体验中的重要性，认为情感作为破碎的体验的“粘合剂”，当我们面临一种情境时，根据总体情况和它如何限制一个人当前的需要，感觉出现了——最初是一种感觉，即一种行动能满足情况所提出的要求的程度。这是一种“契合感（sense of fit）”。[10]我们可能会忽视它，但是它无疑是存在的，有了这种契合感我们才开始试图用自己所掌握的符号——语言或图像来表达它。

假设用这种认知的观念来思考设计活动。迭代的设计过程是一个在契合感和符号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面对一个设计问题，我们脑中开始构思问题的解法——契合感，草图和快速原型是对于这种契合感的模拟，“它们拥有含蓄且未完成的精确性的本质。”[11] 尤其是经验丰富的设计师掌握了一定的表达想法的手段，他们可以在草图的过程中进行实验和探索，因此草图成为了一种契合感和符号之间的存在，设计师长时间在这个区域滞留，也就是设计的快速原型和迭代的部分，这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设计思维的创造力来源。

简而言之，这篇文章将当代设计思维发展中的紧迫问题与认知科学的具身认知理论联系起来，试图给设计思考过程中的直觉，感情或者勇气以立身之地，作者也强调这篇文章是启示性而不是论断性的，或许会为设计研究打开一个全新的领域。

在关于本文的评论文章中，Kees Dorst的批评最为严苛，他提出设计研究时容易产生却不容易自知的四个问题，质疑设计研究和认知科学之间，到底是雷区还是沼泽？Karin Lindgaard和Heico Wesselius的文章是否真的能在这两个学科之间建立站得住脚的联系？[12]这些质疑对于这个新的领域的接下来的讨论也是非常有警示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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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Karin Lindgaard，Heico Wesselius．Once More, with Feeling:Design Thinking and Embodied Cognition．sheji ，2017，volume3，issue2：P85

[2] Kimbell, “Rethinking Design Thinking: Part I,” 285–306.

[3] Johansson-Sköldberg, Woodilla, and Çetinkaya, “Design Thinking,”
124

[4] Kimbell, “Rethinking Design Thinking: Part I,” 290.

[5] Roberto Verganti．Design Thinkers Think Like Managers．sheji ，2017，volume3，issue2：P101

[6] Roberto Verganti．Design Thinkers Think Like Managers．sheji ，2017，volume3，issue2：P101

[7] Karin Lindgaard，Heico Wesselius．Once More, with
Feeling:Design Thinking and Embodied Cognition．sheji ，2017，volume3，issue2：P85

[8] DJ Huppatz, “Revisiting Herbert Simon’s ‘Science of Design,’”
Design Issues 31, no.2 (2015): 37

[9] Mark Johnson,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25.

[10] Karin Lindgaard, “Nature, Consciousness and Feeling: The Therapeutic
Potential of Process Philosophy” (PhD dissertation, 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09)

[11] Karin Lindgaard，Heico Wesselius．Once More, with
Feeling:Design Thinking and Embodied Cognition．sheji ，2017，volume3，issue2：P89

[12] Kees Dorst，Heico Wesselius．Stepping Stones between
Design Research and Cognitive Science．sheji ，2017，volume3，issue2：P106